1958年2月，黄敬在北京去世，年仅46岁。在他的临终时刻，关于他是否重复呼喊“江青到底是什么人”的传闻众说纷纭，现存资料也难以证实。这位曾经的中共高级干部晚年饱受疾病折磨，而江青作为他早年婚姻的对象，以及他余生的种种经历，让他们的关系更显复杂。黄敬，本名俞启威，生于1912年的浙江绍兴，他的家庭背景颇有文化积淀。1931年，他在青岛求学时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活动，这期间，江青正是以李云鹤的名义在青岛出现，因朋友的关系结识了黄敬。两人都对进步文化充满热情，因而在海滨剧社等活动中增进了了解。

1932年，黄敬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次年因参与革命活动被捕，江青也在这一时期在黄敬的推动下加入了党组织。关于她入党的详细过程，在后来的多种叙述中有所不同，但黄敬无疑是她的介绍人。黄敬出狱后南下上海寻找江青，尽管两人短暂重聚，然而生活的压力、个人选择与革命工作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，造成了双方的分歧。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非单纯的一次争吵引起，而是在日常琐事中逐渐累积而成。在1930年代，北平与上海经济拮据，政治局势紧张，个人情感很难脱离历史背景独立存在。

最终，两人的婚姻并未维持太长时间。江青后来与唐纳相识并组成家庭，融入了上海的左翼文艺圈。1936年，黄敬在上海参与了救亡活动，那时江青与他曾有过一次见面。她当时所说的话流传了许多版本，然而黄敬明确表示，双方关系已经结束，江青应当珍惜现有的婚姻。这次重逢后，两人的人生轨迹愈发分歧。黄敬继续北上开展革命工作，而江青则留在上海。1937年，江青前往延安并更名为江青，次年与毛泽东结为夫妇，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与此同时，黄敬在抗战及解放战争中逐步晋升，担负起地方和工业建设的重要任务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担任了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，并先后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及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，专注于城市的恢复和工业的发展。1951年，天津召开华北城乡物资交流会，毛泽东亲临并对会展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，这一切均表明黄敬在新中国初期不仅负责一般行政任务，更承担着关系到经济复兴和工业起步的重要角色。他的妻子范瑾亦积极从事新闻和宣传工作，夫妻二人各自肩负职责，家庭生活也逐渐稳定。这时的江青同样拥有了新的家庭与政治身份，理应与黄敬无太多交集，但在生活与情感波动时，江青偶尔想与黄敬见面。

抗战时期，江青曾致信请求见面，但黄敬拒绝了；新中国成立后，围绕寻找毛泽东与贺子珍失散孩子的事，江青亦曾试图与黄敬进行接触。1957年，江青因毛泽东写下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而心生不满，是否因此约见黄敬，史料对此也并不统一，但这样的说法在民间却广为流传。需要指出的是，黄敬的去世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所谓的“情感压力”。他早年在地下与军事领域长期工作，后来又扎根于天津与全国的工业管理，身体状况早已因劳累而欠佳。1958年，他因病去世，留下了未完成的工业建设任务和许多有关他晚年健康状况的猜测。

关于“江青是什么人”这句话，更像是后世通过黄敬的早年婚姻、江青后来的身份变化，以及他们晚年关系的回顾与重构而形成的叙述。黄敬记得的，是上世纪30年代那个叫李云鹤的年轻女子；而晚年的他所面对的，已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。尽管名字依旧，但身份却天差地别，这种鲜明的对比正是传闻不断被讲述的原因。黄敬去世后，江青继续活跃于政治舞台。1976年10月，她遭到隔离审查并被捕，1991年5月14日，江青在北京逝世。关于黄敬临终时的具体言辞，仍需依据可靠的档案与参与者的记录来确认，简单依赖文学化的叙述是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的。